《不说话的爱》，只是好哭？

从4月日上映以来，《不说话的爱》累计票房4145.80万，在清明档上映的影片中排名前三。这类以特殊人的生存困难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现实主义电影总是会陷入「煽情烂片」的争议当中。于是，带着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笔者走进电影院，观看了《不说话的爱》。

但是，在看到小马被骗时，笔者生出巴掌伸不进屏幕的无力感（谁懂，真的很想给骗子两巴掌！），在看到小马与木木在机场的互动时，在看到庭审现场阿梅翻供时，笔者眼泪确实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于是，在电影院此起彼伏的抽泣声中，笔者开始思考，《不说话的爱》为何能够让观众产生共情？这部由张艺兴主演的听障人士题材电影真的是在强行煽情吗？电影真的很烂吗？

图片来源：中国电影票房小程序截图

以爱之名

为什么笔者觉得《不说话的爱》绝对不是一部「烂片」，因为它到了残疾题材电影叙事的平衡点——爱。

残疾题材电影很容易出现「心理俯视」的问题。因为残疾人是天然的弱势体，这类电影的叙事视角普遍存在「他者化」倾向，即用「健全人」的视角叙述「残疾人」的苦难，从而使观众因为优越而产生同情心理。而在《不说话的爱》中，依靠「爱」打破了这种叙事困境。爱，是残疾题材电影叙事失衡的核心驱动力。

首先是对生活的热爱。在木木妈妈回来争夺木木的抚养权之前，小马和木木的生活有「难」，但没有「苦」。小马作为聋人，与听人之间天然存在沟通问题。而作为听人的木木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木木成为爸爸的小耳朵与小嘴巴，可以为自己的爸爸争取工作机会。在家里因为打麻将声音扰民而被警察的时候，木木也成为小马和他聋人朋友们的与外界的沟通渠道。在一段剧情中，小马靠降低薪水得到工作机会，但因为有女儿的陪伴而不觉辛苦。家中沉迷搓麻的聋人朋友，会耍赖，会用手语吵架，甚至可以无声打架。除了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是「无声」的，其他的情感表现与正常人无异。他们没有因为听不见世界的声音而自怨自艾，聋人的生活也可以很「快乐热闹」。因此，有难但没有「苦」是聋人热爱生活的表现，是打破「他者化」倾向的第一种方式。

其次是对木木的爱。为了留住木木的抚养权，小马开始铆足力气赚钱，在四处打工的过程中，聋人的生存困难进一步展现。其中，最大的生存问题是沟通问题。被误会不怀好意进入酒店客人的房间，被骗去帮团伙做事，但在种种中，小马的唯一诉求就是帮助自己留下女儿的抚养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撞车时展现出一种不顾一切的果敢，这与社会普遍对聋人持有的自卑、软弱刻板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小马为了木木在误解与中的挣扎求生，将「健全人拯救残疾人」的叙事逻辑转化为「残疾人的自立自强」，此时，观众的情感也会由「自上而下同情」转化为「平等的共情」。正如影片结尾，阿梅的坦白是被小马对女儿毫无保留的爱所打动，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聋人而产生的同情。

实际上，《不说话的爱》是一部很质朴的电影。它没有华丽炫目的特效，也没有烧脑的复杂剧情，而是通过镜头汇集起听障人士在社会中会遇到的各方面的生存困难，最后达到让观众感受到聋人「生存难」的目的。但是，在影片的叙事过程中，导演并没有沉溺于展示这些困难，而是始终用「爱」作为串联全片的核心线索。因为爱，聋人的生存与生活虽然困难，但仍然可以积极向上，勇敢地面对一切。

情感叙事学认为，观众与故事中的人物在认知和情感上存在一种同构性。这种同构性让观众能够将个人情感投射到故事中，模拟人物的情感体验，并最终激发情感上的共鸣或移情。电影《不说话的爱》通过展现聋人在逆境中顽强求生的不屈意志，而非单纯描绘因生理缺陷带来的苦难，实现了观众从旁观者的同情到情感共鸣者的转变。

残障题材电影如何适配清明档？

尽管技术驱动型电影类型主导了当今世界电影工业，现实主义，或者说现实题材，依然是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主题。现实主义电影拥有无比强大的感染力和感动力。其中，残障题材电影也具有其独特的魅力。

2024年上映的讲述了脑瘫患者故事的《小小的我》，在第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得观众选择奖，并且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小小的我》上映8天，总票房突破5亿元。这印证了残障题材在中国电影市场中的巨大潜力，以及观众对于真实、深刻故事的渴望。

然而，残障题材电影在头部电影档期并不卖座。中国电影市场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型」档期分布，春节、国庆等超级档期占据头部流量，暑期档形成次一级消费矩阵，而清明、端午等 「小档期」则构成腰部市场。春节作为「团圆节」，观影行为具有强社交属性，国庆档更倾向于主旋律题材电影，残障题材难以提供有效价值。清明档作为春节档与五一档之间的「过渡性档期」，头部大片较少，节日属性影像较低，市场竞争压力较小，为现实题材创造了独特的生存空间。例如，尽管有《我的世界大电影》等进口影片的加入，但相比春节的大片云集以及流量艺人「打架」，清明档为电影提供了「错位竞争」的机会。《不说话的爱》《向阳・花》等现实主义题材有机会凭借高流量艺人与电影口碑获得不错的票房成绩。

根据 的统计，2022年至2024年动画电影一直在清明档独领风，并且这些动画电影以进口动画电影为主。今年清明档《不说话的爱》《向阳·花》的热映与好口碑表明了清明档也许能成为现实主义电影的票房突破口。

天时地利还需要人和，到残障题材电影能够更好发挥自己价值的档期后，如何保障口碑仍是最核心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许能从《小小的我》和《不说话的爱》中到答案，即，高流量艺人入局残障题材电影。

顶流明星的「破圈效应」能让残障议题突破小众圈层，进入大众视野。如张艺兴在《不说话的爱》中饰演聋人父亲，通过手语表演与沉浸式叙事，将听障体的生存困境转化为全民讨论的公共议题。影片上映后，微博话题#张艺兴电影不说话的爱#阅读量超4.6亿次，讨论量1540.6万。推动公众对手语文化的认知从「神秘符号」转向「情感载体」。这种传播力是普通文艺片难以企及的。

顶流明星饰演残障人士的「奇观化」勾起观众的好奇心，从而进一步将好奇心转化为观影动力。当这些明星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饰演与自己截然不同的角——残障人士时，这种角上的巨大反差无疑成为了一种吸引观众眼球的「奇观」。观众好奇于明星如何诠释这类角，好奇于电影将如何展现残障人士的生活与情感，这种好奇心驱使着他们走进影院，一探究竟。而当电影本身也并未辜负观众的期待时，细腻的情节设计、真实的场景还原以及演员们精湛的演技会打动观众，让他们对残障人士产生理解，激发了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例如，《小小的我》和《不说话的爱》在电影宣传期间都以「根本认不出来这是易烊千玺/张艺兴」为切入口去宣传流量艺人塑造角的真实感，从而勾起观众的好奇心。

顶流明星入局残障题材电影的意义，本质上是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当易烊千玺为脑瘫体发声，当张艺兴在微博发布「看见无声的爱」手语公益短片，这些行动正在构建一个更包容的文化生态。这种生态的价值，不仅在于电影票房的数字，更在于它能否真正改变千万残障人士的生存图景。而这，正是顶流明星参与残障题材电影最大的意义。

1号结语

《不说话的爱》以听障体的生存困境为切口，却以「爱」为支点撬动了社会对残障议题的关注。当小马为抚养权在现实泥沼中挣扎时，观众看到的不是施舍式的同情，而是平等视角下的生命韧性。这种叙事转向，恰恰印证了残障题材电影的终极使命：不是贩卖苦难，而是传递尊严。当流量大片在春节档厮杀、主旋律影片在国庆档云集时，清明档以其过渡性特质为现实主义题材提供了错位竞争的舞台。当小众题材电影扎根人性、叩问现实，在商业与艺术间到平衡点时，流量明星的入局，为这场转型注入了催化剂。

从《不说话的爱》到《小小的我》，残障题材电影正在书写新的范式：它既是对个体命运的深情凝视，也是对社会文明的集体叩问。当银幕上的无声世界开始被听见，当「奇观化」的好奇心转化为持久的共情力，我们或许可以期待：未来的中国电影，不仅能讲好「不说话的爱」，更能让所有生命的声音都被温柔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