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黄牛，从未停止。

最近，英国知名乐队Bastille主唱Dan Smith宣布加入伦敦O2体育馆发起的“Fight for Fairer Ticketing”（为更公平的票价而战）活动。这一消息紧随今年11月Bastille乐队新巡演《From All Sides – Songs from The First 15 Years》在O2的官宣。

他表示：“我作为乐队成员看到粉丝被坑，我感到非常沮丧；作为一个观众，我同样感到无奈。希望这次政府能够重视这个问题，真正采取行动，制止黄牛，让门票回到真正的乐迷手中。”

随着时代的发展，黄牛已成为全球演出市场屡禁不止的毒瘤，深深根植于票务体系之中。面对黄牛产业的春风吹又生，还能有什么更行之有效的对策？还是说，黄牛已与演出市场紧密相连，形成了不可避免的共生关系？

打击黄牛，英国不忍了

自2017年起，O2体育馆就投身于打击票务黑产的战斗，成为反黄牛组织FanFair联盟的一员。

今年1月，英国政府正式启动了一项为期三个月的公众咨询，聚焦现场活动门票的二级市场转售问题。在4月4日之前，英国乐迷都可向政府提交意见，亲自参与到这场关乎演出生态未来的制度重塑中。

O2体育馆也顺势将其“Fight for Fairer Ticketing”活动推向高潮，与Bastille乐队主唱Dan Smith共同推出了线上平台“Stamp It Tout”，旨在帮助乐迷安全购买演唱会门票，避免被欺骗。

这个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了简明实用的购票指南、参与政府咨询的路径指引，并公开呼吁推动票务转售平台的信息透明化，在搜索引擎上清晰标注正规与非正规渠道，以切断黄牛在信息灰区的生存空间。

在“Stamp It Tout”首页的宣传视频中，O2合作与赞助事务的负责人Gareth Griffiths呼吁英国政府，将票务转售价格上限从此前的0%缩减到10%。他表示，去年O2通过其预售平台Priority Tickets售出了超过150万张门票，最大限度地减少黄牛从真正的粉丝那里获利的可能性。

Gareth Griffiths强调，在仅六周时间内，O2就拦截了逾5万名疑似机器人账号，而这些“程序化炒票”的背后，正是黄牛黑产的算法战争。如果制度的门槛不够明确且强制，那么再先进的防护也无法抵御制度性放任。

不仅是场地方与艺人，英国观众也在觉醒。据O2调研，近四分之三的音乐爱好者认为，政府应通过立法手段干预门票转售市场，而这个比例在短短半年内增长近10%。

此外，O2还在 4 月 1 日、2 日和 日于 O2 Store 设置了咨询站，以收集乐迷对黄牛行为以及政府应如何采取行动的看法。官方称，这些声音将被纳入O2对政府此次公众咨询的回应中，以确保乐迷的声音被听到。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2024年《数字市场、竞争与消费者法案》，自今年4月6日起，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力。

政策指出，CMA可以无需法院介入即可认定消费者权益受损，并对违规平台处以高达其全球营业额10%的。这意味着，CMA将拥有比之前更强的独立执法能力和监管效率。

新政落地之际，CMA目前也迅速对Live ation旗下票务巨头Ticketmaster发起调查，责令其调整票务分类及定价信息。这一行动不仅表明监管者意图清理灰市场，更传递出一个信号：哪怕是行业巨头，也必须在公平交易规则下重新校准自身坐标。

如今，英国政府、平台、场地、艺术家甚至普通观众正逐步形成合力，试图从制度源头打破这一畸形结构。

正如Dan Smith所言：“门票应当回归真正的乐迷手中。” 这不仅是一次对票务市场的治理尝试，更是一场关于文化尊重、市场秩序与情感正义的重新定义。

黄牛2.0，比粉丝更疯狂

一项由O2与YouGov联合开展的调研揭示，近半数消费者难以辨识二级票务平台的真实性，62%的购票者在转售平台上购买门票时没意识到他们是从另一个人那里购买的，而其中64%甚至未曾意识到，票价的高涨源于黄牛根据市场需求随意操控定价。

如今的黄牛已非传统意义上的“”，而是借助高科技、自动化工具构、平台建出的“黄牛2.0”，更像一个专业化的转售企业。他们通过自动抢票软件以秒级速度清空票源，在官方发售开启的刹那便将市场拦腰截断，使得真正的粉丝几乎无缘以原价购得门票。

Ticketmaster首席执行官Michael Rapino曾在洛杉矶的彭博社峰会上透露，Oasis复出演唱会期间，其平台遭遇数十亿次机器人攻击，目前的票务市场成了一场市场公平与机器垄断之间的拉锯站。

同时，还有许多二级票务平台向Google等搜索引擎支付了大量资金，导致依赖搜索引擎的消费者在购票时，搜索结果常常将他们引导至这些二手平台，如Viagogo等。

今年年初，随着Oasis Live '25复出演唱会开票，Ticketmaster发布的140万张门票在数小时内有4%（约5万张）都流入二级市场，价格迅速翻倍甚至数倍。随后，Ticketmaster母公司Live ation和演出主办方SJM Concerts宣布，凡是在Ticketmaster或其官方转售合作平台Twickets之外的渠道购买的门票，都将在接下来几天被宣布作废。

也就是说，那些通过转售平台千辛万苦抢到票的粉丝，可能要自认倒霉了。

一位来自坎布里亚的歌迷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愤怒控诉：“我们整整一天都在尝试购票，却被系统判定为机器人”，导致她为曼彻斯特演出支付了每张150英镑的高价。另一位来自西班牙的乐迷，为了一场温布利演出花费超700美元，包括门票、机票和住宿，她坦言已彻底失去了对官方票务平台的信任。

根据O2对英国2000多名成年乐迷进行的调查，黄牛每年会让英国的观众多花约1.45亿英镑。这笔巨资并未进入创作者与演出行业的循环，而是进入中间投机者的口袋，进一步扭曲了演出产业的利润结构，增加了巡演的经济负担。

更令人担忧的是，黄牛的“职业化”趋势日益明显，转售已不再是零散的谋利手段，而是一套系统运作、高频交易、技术驱动的产业生态。

值得思考的是，黄牛现象带给市场的是否全然为恶性，只能给市场带来的是反噬？

《经济学人》曾在一篇名为《Live music seems recession-proof. Thank the ticket scalpers》（现场音乐产业似乎不惧经济衰退，多亏了“黄牛”）的文章中就提出逆向观察，并预测，2025年现场音乐市场将创历史新高。

文中提到，在 前，美国此前三次经济衰退期间，现场音乐销售反而表现坚挺。黄牛通过提前消化市场风险，实现票务价格的浮动调节，在某种程度上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出清机制。

在需求疲软或市场低迷的情况下，黄牛的利润池往往也最先受到冲击。如高盛分析师所言：“黄牛的暴利池实际上保护了一级市场免受消费下滑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票务市场的供需不平衡，填补了因经济衰退或市场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损失。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黄牛行为的合法化或道德赦免。在经济繁荣期，黄牛依旧通过垄断票源、哄抬价格牟取暴利。例如2019年，美国二级票务市场的平均票价溢价达70%，黄牛利润高达1亿美元，甚至超过了演出巨头Live ation当年的运营利润。

这样的市场分配，显然不再是“经济缓冲”，而是一场赤裸裸的文化掠夺。尽管黄牛暂时缓解了经济周期的冲击，但从长远看，其存在对艺术、产业和受众三者间的关系构成了结构性伤害。

本质而言，黄牛现象是监管、技术漏洞下共同孕育的灰产，其伤害并不局限于消费者的经济利益，更在于对文化公平性的侵蚀与产业生态的失衡。

当艺术变成投机工具，文化市场也难免被裹挟进一条由利益驱动的歧路，让门票难以回归真实的供需逻辑。

票务市场如何自救？

反观国内也一样，无论打击手段如何升级，黄牛似乎总能通过“技术迭代+利益链重构”，呈现出野火烧不尽的生存韧性。

今年月，孙燕姿2025年“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几秒钟的时间，两场演唱会门票便告售罄，原价480元到1680元的票价在二级市场已经炒至2倍起。

而4月即将在广州举办的王力宏“最好的地方”巡回演唱会，票价一度被炒至254元，超出原价1680元约14倍。在媒体报道后，目前降至9678元/内场，相当于原价的5.7倍。

不止是票价飙升，与海外相似，黄牛的手段更是愈发隐蔽。

今年1月，江苏警方破获了一个特大倒卖演出门票的案件，揭露了国内黄牛的精密敛财手段。根据警方调查，黄牛团伙通常由软件开发者、抢票操作者以及执行层级的成员组成，各自扮演着关键角，协同运作，形成了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票务黑市。

据了解，犯罪团伙会专门针对不同票务平台定制开发外挂软件，具备强大的自动化抢票功能。与普通用户需要按照平台的可视化流程购买门票不同，抢票外挂通过非法手段绕过了平台的防护机制，未经授权系统安全，非法获取数据并进行抢票操作，这一行为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黄牛通过高速刷新页面、自动提交订单等方式，外挂软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抢购，成功率大大提高，最短甚至在一秒钟内完成整个抢购过程，普通消费者几乎无法与之竞争。

另一方面，警方指出，票务平台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黄牛现象。

比如许多平台未公开售票批次和数量等关键信息，造成市场信息不透明，消费者难以获得真实的购票信息。而一些平台通过“饥饿营销”操控票源热度，进一步助长了黄牛的存在。此外，也存在个别平台的内部人员与黄牛勾结，倒卖未公开的票源，借此牟利。

目前，在国内在网络平台、电商与社交媒体上，黄牛店铺与代抢服务层出不穷，用户只需搜索“演唱会”、“代抢”等关键词，便可轻易到此类非法交易渠道。

去年5月，美国一项名为“关键演出门票费用透明法案”（Transparency in Charges for Key Events Ticketing Act，简称 TICKET法案）得到了演出行业的支持。

该法案除了要求票务商在售票时明确显示包括所有费用在内的最终票价、禁止转售商出售他们尚未实际拥有的门票以外，还要求邦贸易委员会（FTC）审查2016年BOTS法案的执行情况，以便完善清除使用机器人程序抢购门票的行为。

除《TICKET法案》外，海外还设有更加细化的地方法规，比如美国加州议员Isaac Bryan提出的票务市场规范法案，主张票务平台必须承担监管责任，不得允许未能提供正规购票凭证的卖家发布售票信息、平台必须对转售门票标注原始票价、座位编号等详细信息等。

巴西政府也通过立法强化监管，形成了一套更为严厉的判罚机制，比如巴西参议院去年通过的“泰勒·斯威夫特法案”（Taylor Swift Act）。

根据该法案，高于面值的价格倒卖门票的人将被判处最高两年的监禁，并处以门票价值50倍的。此外，将门票转给黄牛供应的人可能面临最高三年的监禁，并处以门票价100倍的。如果犯罪者是公务员或活动组织者所为，处罚将加重三分之一。

相较之下，国内的相关立法和执行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黄牛利用技术手段绕过平台风控、抢购热票的行为屡禁不止，导致消费者很难以原价购票；另一方面，二级市场缺乏透明度，平台对转售门票的监管责任未被明确归属，给非法倒卖留下了可乘之机。

目前看来，国内还需要从完善平台原价、服务费、转售情况等关键数据的透明度外，加强对票务外挂等技术滥用行为的规制。总之，票务市场的治理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引导，更需要平台的积极配合与技术手段的有效运用。

希望未来，观众不再需要在开票十秒内手忙脚乱，也不必在网上上寻天价代抢、二手票，只需心无旁骛地，期待灯光亮起、音乐响起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