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不适！再多炫技也枉然。

生理不适！再多炫技也枉然。

原标题：生理不适！再多炫技也枉然。

在《金发梦露》的结尾处，摄影机俯视在床上骤然离世的梦露，仿佛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之悲悯意。

但随即，摄影机从梦露裸露的双腿缓缓后拉，仿佛恋恋不舍似的，踌躇几番，才渐渐拉远，是为本片最后一镜。

其恶意之深、动机之险、消费逝者之张狂，昭然若揭。这是对我痛苦又恶心的观影体验的最后一记催吐。

片方或许能以“挑衅观众进而迫使思考”的理由解释《金发梦露》用摄影机为媒介对观众的折磨，不管其是否令人信服——但这最后一镜，没有必要。

《金发梦露》的英文名为“金发”（blonde），这本身即是将诺玛·简/玛丽莲·梦露作为“人”的生命体验简化为一个符号——种种凝视之下的“金发尤物”：

上至总统下至公众对其贪婪而不掩欲望的凝视，情人和丈夫们视其为私有物而充满嫉妒的仇视，狗仔对其私生活无处不在的窥视——

片中，与阿瑟·米勒婚后流产的诺玛·简/玛丽莲·梦露哭喊着求助，镜头一转，跑向他的不只是阿瑟·米勒，而是一举着摄影机的记者。

而《金发梦露》则以艺术和反思之名，为了冲奥（斯卡）和票房，在其身后又来了一波变本加厉的凝视。摄影机成为窥的工具。

尽管网飞在官方主页强调本片系小说改编（based on books）和“虚构”（fictional portrait），但制作团队从立项起便打着梦露的旗号宣传，其中离谱者更有拜祭梦露墓地征求梦露同意的新闻。

如此，网飞主页那行字更像是聊胜于无的免责声明。在威尼斯电影节场刊喜提三个零分后，片方似乎更笃定“黑红也是红”，就争议点（如裸露镜头和剥削演员）频频自炒，似乎不到奥斯卡提名那一日便誓不罢休。

那么，《金发梦露》到底讲了什么？在片尾的演员表第一位，安娜·德·阿玛斯所饰演的不是“玛丽莲·梦露”，而是“诺玛·简”。

显然，《金发梦露》希望强调，它讲述了诺玛·简的一生——诺玛·简（orma Jeane）是个不知生父是谁，母亲精神分裂，自己长于孤儿院的年轻姑娘。自1951年与福克斯签约起，她开始扮演“玛丽莲·梦露”这个角。

玛丽莲·梦露火了。但冉冉升起的诺玛·简在鲜花和掌声中希望保留自己，她哭诉“玛丽莲只是个职业（she is only a career）”。

但摄影机的目光和形形人的目光都只停驻在“玛丽莲·梦露”的身上。为了继续演好“玛丽莲·梦露”的角，诺玛·简放弃了爱情和腹中的婴儿。

至此，《金发梦露》只是遵循了传记片（尽管网飞强调它并非传记片）的套路——童年不幸→骤然成名→不忘初心→难免迷失。

虽然无聊，倒不恶心。

然而，到她和棒球 员乔·迪马焦的婚姻部分时，《金发梦露》开始匪夷所思了——诺玛·简身着白礼服裹着披肩（“玛丽莲·梦露”著名的行头之一）急匆匆穿过酒店走廊，紧张地推开门，欲与从未谋面的父亲相会。

一个男人自角落中的沙发缓缓站起。诺玛·简喊出“爸爸（daddy）”，男人从阴影中走出，他是乔·迪马焦。

“玛丽莲，我只想让你开心。”——他看准诺玛·简的软肋，安排了这场戏向“玛丽莲·梦露”求婚。婚后，他不准妻子为拍电影“抛头露面”，为妻子过去的照片耿耿于怀，更为《七年之痒》中那经典的风吹起裙摆的一幕而家暴她。

每当他发火，诺玛·简便战战兢兢地解释，“爸爸，我需要工作……”

而到与阿瑟·米勒的婚姻一节，诺玛·简还是频频喊“爸爸”，简直是对诺玛·简和阿瑟·米勒的双重侮辱。

阿瑟·米勒是读世界文学史也会撞上的人物，而诺玛·简没上过几年学却爱好读书。金风玉露一相逢，他们的结合不该只是又一个“恋爹”的故事。

当年，保守的美国媒体也只是以“书呆子娶了沙漏”（egghead weds hourglass）来嘲弄两人，60多年后，今人竟只能以狭隘的想象力意这段故事，岂不可笑。

如果玛丽莲·梦露只是一个角，诺玛·简何许人也？她不是她在电影中扮演的“金发、大 、无脑、花瓶”。她公然表示厌倦了性感角，参加培训课程以精进演技；接受精神分析以改善童年创伤。

在制片厂一手遮天的1950年代，她力排众议与福克斯对簿公堂，争取自己的权益，并创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在好莱坞依然种族歧视的年代，她力挺黑人女友，为其站台和创造机会；在麦卡锡主义阴影未散的时代，她和左翼知识分子阿瑟·米勒结婚，关于她是共产主义者的传言一时甚嚣。她绝非一个恋爱脑、不开窍、追着男人跑的爹宝。

将一个积极与童年创伤搏斗并在搏斗中创造出她的世界进而影响几代人的女性而言，这样的演绎是对她的全盘否定。而这样的意在《金发梦露》的结尾达到了巅峰。

诺玛·简收到了神秘礼物，是她童年时代珍爱的小老虎玩偶。而当她泪流满面地去看明信片，却读到——“从来就没有什么（为你）泪流满面的父亲。”诺玛·简仓皇崩溃，服下过量药物。

随后，是我在本文开头即提到的，那个匪夷所思的窥癖般的结尾。

摄影机本身就是一种窥视的目光。摄影机介入任何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而诺玛·简的一生诚然是被窥视、被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的一生。

《金发梦露》的评论中，一种代表性的声音认为，本片以摄影机模拟多种窥视的目光，变相让观众进入和感知这些目光，进而在“不适”中反思和批判这些目光——权力的窥视，资本的窥视，公众的窥视，它们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肆意剥夺，金钱社会对人的异化，媒介助长的窥私欲……

此言不虚。但我们还要问，《金发梦露》施加给观众的这种暴力，是否必需？它是否也施加给了演员和传主（诺玛·简）本人，因而成为另一重剥削？以艺术为名的暴力难道不是暴力？

除了展现诺玛·简和阿瑟·米勒幸福时光（全片为数甚微的幸福时刻）时直怼人脸的大光圈，《金发梦露》最多的便是让安娜·德·阿玛斯赤裸着上身发抖、哭泣和游荡。

其裸露镜头多到让我质疑——有必要吗？是艺术效果，还是噱头？

而片中自威尼斯首映以来便被诟病的两处模拟婴儿视角的自体内向外的窥视镜头，及诺玛·简被“献给”肯尼迪时的镜头，则与“摄影机的暴力”没多大关系，而和电影的制作意图有关。

当《第一夫人》（2016）这样的传记片用浅焦和大特写把观众反复扔向丧夫的杰奎琳·肯尼迪时，它至少以一个精雕细琢的剧本深入了后者的内心世界。

而当《金发梦露》一次次熟练变换着镜头语言甚至画幅（如前文诺玛·简在酒店走廊穿行时的极宽画幅）以求进入诺玛·简的主观世界时，那个世界已预先被剧本设置为空洞和荒芜，片头那个一闪而过的父亲照片的反复闪现也不能赋予《金发梦露》里的诺玛·简任何人物深度——你不可能用恋父解释一个人的一生，既然观众是人，观众便了解存在为人的深刻、复杂和多元性。在这样的空洞和荒芜面前，再多炫技也是枉然。

于是，尽管服化部门竭尽所能地为安娜·德·阿玛斯复原玛丽莲·梦露的经典形象，而安娜·德·阿玛斯也竭尽所能地演绎着诺玛·简，但既然诺玛·简的生命体验已被简化为追求一个个“爸爸”和一个个孩子以弥补童年缺失，那么安娜·德·阿玛斯的演绎也只剩下哭泣、哀求、仓皇逃窜，然后被一次次拽回来侮辱。

现实中的诺玛·简试图在“玛丽莲·梦露”之外和精神疾病的折磨中确认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尊严。她做到了。

而《金发梦露》却将诺玛·简演绎成了一个任人揉搓的空心美人，一个“金发”符号。可怜诺玛·简，在生前被好莱坞剥削、压榨、吞噬而香消玉碎，在多年后还要被拖出来消费至此。不亦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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